過去一年半里，中國逮捕了數千名公職人員，贏得海內外一片喝彩。最引人注目的案件要數那些涉及中共高官的，比如前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但當企業高管成為目標時，反腐運動卻顯得不那么光明磊落。雖然民營企業的不法行為一直受到積極的曝光，但當涉案的是國資背景的企業時，調查人員卻往往寧愿不去招惹是非。
人們常將腐敗肆虐歸咎于官員的親信，而不歸咎于為犯罪開啟方便之門的有缺陷的治理。這些親信雖然自身不擔任公職，卻在公職人員的縱容下竊取了大量國家財富。這只會加深中國人普遍擁有的一種模式化印象：無商不奸。
毫無疑問，一些民營企業家確實犯下了嚴重罪行。但這不是一切的根本，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在起作用。
1978年，鄧小平成為中共事實上的領袖。此后的25年里，許多國有企業實施了私有化。過去10年里，這股趨勢幾乎已完全逆轉。舉個例子：從2005年起，國有控股石油和金融機構（主要為銀行）創造的利潤，每年都占中國股市上市公司全部利潤的五分之三至五分之四。1996年政府稅收收入約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2013年這一比例已升至23%，扭轉了早先大幅下滑的趨勢。
就連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也說：“今年上半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到44%。這個數字是相當高的。”這個數字基于一個更廣泛的定義：除了稅收收入以外，還有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以及國有經營性資本收入。這個比重上升得很快，按照許善達給出的數字，這個比重在3年前為31%。
許多國有控股企業都已上市，政府手中的剩余股權占比低到30%或40%。但說到誰才是公司的老板或者公司該效忠于誰，大家對此都沒有疑問。中國年輕人找工作時大多選擇進國企。國企招聘活動上應聘者的隊伍很長，這一場景令人沮喪。
中國的民企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大多數民企依然太小、太缺乏經驗、太脆弱，難以成功。許多民企都是投機性質的，做上幾個月或幾年生意就關張。它們必須要應對公眾的敵意和無法保障它們行使自己權利的法律制度。受貪婪及歧視驅動，許多民營企業家被迫尋找非法的捷徑，盡管這么做會危及自己企業的未來、甚至自己的性命。
民企仍受到政府和公眾的系統性歧視。比如，地方官員擔心，將公共項目合同授予民企而非其國企競爭對手，可能會毀掉自己的仕途。
放貸的銀行也存在這種歧視（銀行高管放出的貸款若變為壞賬，將面臨遭解雇的風險），除非借款人有政治人脈。民企破產時，不會悄無聲息地了事。倒霉的企業家要在社交媒體和國有媒體上受到大量責難，國企就不會面臨這樣的聲譽風險。
國企主導著每一個有豐厚利潤的市場：從電信到煙草，從保險到基礎設施。國家放開了某些行業——零售業、服務業、農業和低端制造業——但都是些競爭激烈、利潤率不高的行業。如果沃倫•巴菲特被允許在中國自由投資，這位美國億萬富翁投資者肯定也會把錢投入政府所選擇的利潤豐厚的市場。
有限的證據顯示，民企的財務業績甚至遜于效率低下的國有部門的企業。如果算上每年破產或自愿關門的數千家民企，這幅圖景就更慘淡了。
這種敵視民企的態度有著潛在的不良影響。許多投資者認為國有控股企業是風險較低的投資對象。這可以理解：過去20年，多個涉及欺詐和經營風險的案例嚴重傷害了民企。
這樣下去必定導致國企規模更為龐大。或許這就是中國公眾想要的。但是，如果中國想杜絕商業腐敗，這可不是個好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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