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國際調查機構發布了兩個涉及中國員工的數據，一個是德國著名市場調研機構GfK對8個國家的8000名員工進行的“哪個國家的員工最勤勞”專題調查。勤勞的衡量標準包括勞動時間、強度、創新和產品潛力。得出這樣的排名：中國、德國、美國、加拿大、英國、印度、荷蘭、法國。以每周平均工作時間為例，中國員工是44.6小時，隨后的德國員工是35.5小時。中國員工平均帶薪假10天，德國員工是25天。由此中國員工被視為“世界勤勞冠軍”。
另有一個是蓋洛普公司進行的調查，該公司公布2011-2012年全球雇員對工作投入程度調查結果，該調查針對142個國家和地區的員工，受訪者通過回答蓋洛普公司的12個問題，包括員工在工作中是否學習成長，是否得到肯定，是否有朋友在公司等。根據工作投入程度被分為敬業、漠不關心和消極怠工。全球員工敬業比例為13%，中國員工敬業比例為6%，其中辦公室員工的敬業程度更是低至3%，世界最低。盡管與蓋洛普公司2009年公布的調查結果相比，中國員工的敬業度在上升，但仍然“全球墊底”，是美國的五分之一。
或許有人認為“最勤勞”與“最不敬業”有矛盾，甚至不合邏輯，深入分析便發現二者既不矛盾也合邏輯。勤勞既可以是精神驅使，也可以是物質欲望的推動。換言之，敬業一般通過勤勞來體現，但勤勞卻不一定由敬業來支持。敬業是工業分工后的事情，而勤勞則是農業經濟乃至原始采擷階段就存在。即使以現代社會價值標準評價，勤勞與敬業也有區別，當勤勞因物質利益而來，那么是不是喜歡某一個職業并不特別重要，更重要的是以物質利益的多寡，敬業也受物質利益的影響，但更受精神追求與超越物質享受的價值觀念與人文修養的影響。
如果我們再將近期公布的另外兩個調查結果結合進來，問題會更清楚。市場咨詢公司益普索公布一組來自對20個國家的調查數據，受訪中國人中有71%以自己擁有的物化東西作為衡量個人成功的指標，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13個百分點，而全球平均值為34%。同時還有68%的人表示，“我對于成功和賺錢有很大壓力”，該問題的全球平均值為46%。益普索公司分析認為，不少中國人將個人所有物等同于成功的全部。印證這一點的是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奢侈品銷往中國，五年前這一比例是10%。總體而言，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受訪者喜歡將物質與成功聯系在一起，而發達國家受訪者很少將二者關聯。另有一個公開調查數據，中國人是世界上跳槽頻率最高者之一，并且跳槽動因也存在很大差異。以中國員工與美國員工的跳槽動因為例，美國員工更重視個人能力培養，也就是說美國員工如果跳槽，多著眼培訓機會多、挑戰多、能更多地受到鍛煉和提高。中國員工更注重的是輕松穩定的工作、高企的收入、光鮮的崗位。
為什么中國員工與西方員工存在如此大的差異?至少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會發展進程差異決定的。工業革命開啟于西方，如果從英國人發明“珍妮紡車”算起，第一次工業革命至今已經過了250年，中國工業生產總量雖然在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產品生產國，但仍然需要看到，中國長期處于農業經濟社會，直到改革開放工業發展才進入快車道。農業經濟的特點是看天吃飯，不需要也不會生成職業意識、職業精神，以35多年的工業發展期造就職業意識和職業精神，顯然是困難的事情。正所謂：“千年的歷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紳士”。沒有必要的生長期，不可能積淀進而抽象出精神。再加上這期間我們還走了一個“金錢至上”和功利主義的彎路，更遲滯乃至壓抑了職業意識和職業精神的生長。當然，物質基礎很重要，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須強化精神，最佳是二者并行不悖。仍如西方人所言，沒有飯吃時找飯吃，有了飯吃后會生出許多事來，這生出來的事主要是精神領域的。西方人富足生活至少上百年，盡管期間被世界大戰所打斷，然而戰后也有半個世紀以上的優裕生活。有良好的社會保障，不再為吃飯發愁，那么選擇工作的標準自然趨向喜歡與否。中國人剛剛解決吃飯問題，餓肚子的記憶猶新，既然尚處于財富積累階段，那么考量和選擇工作自然不在于喜歡，而在于賺錢多少。
二是文化與價值追求的差異決定的。我們比較熟悉的《把信送給加西亞》、《郵差弗雷德》，都是講的美國人的敬業精神。這種精神源于哪里?主要源自宗教信仰，也就是基督教新教倫理。對此，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作了深刻分析。馬克斯·韋伯與馬克思理論不同，馬克思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雖然也指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但認為是次要的。馬克斯·韋伯則認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宗教信仰對經濟基礎起決定性作用。正是源于此，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有著很大關系，尤其基督教新教的職業觀和財富觀，對美國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需要強調的是，新教和傳統基督教在職業觀上有比較大的差別。傳統基督教奠基于農業經濟社會，存在較為嚴重的鄙視盈利性工作，認定除了神圣由上帝賦予，其他的從事這樣活動者很難進天堂。基督教新教對此作了重大改革，不僅肯定世俗工作，并且認定所有正當職業都是神賦予的，將自己從事的職業做好，屬于榮耀上帝、履行天職，由此新的現代職業觀得以產生。當新教徒認定自己的職業是上帝的召喚和安排，就產生了神圣感，從價值觀的角度衡量，就是追求更多財富是為了榮耀上帝，而不是因為自己對金錢的貪欲。簡言之，將世俗工作上升到信仰層面，也便有了強烈的敬業精神。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受儒家倫理觀念影響極深，雖然這種價值觀奠基于農業經濟，由此形成中國人特有的勤勞和節儉，且熱衷于積累財富，但財富背后有什么需要我們把握，較少去思考，所以唯一標準就是金錢。筆者出訪澳大利亞時，曾與一位移居并在當地開一間工廠的北京人聊天，他說給中國人一點五倍的加班費，很多人選擇加班，給白人三倍的工資也很少有人愿意加班，他們的觀點是“錢夠花就行了，掙那么多錢干什么?”
三是制度設計和福利保障制度的差異決定的。西方發達國家制度設計中最讓中國人羨慕的大概是其福利制度，他們的民眾幾乎是從出生到結束生命，都接受國家的照顧，以致于讓我們懷疑那是一種養懶漢的制度。由于去除了包括教育、醫療、養老和居住諸方面的后顧之憂，故而職業意識和職業精神逐漸增強。我們社會與此差異就比較大，表現在制度差異上，為了提高人的勤勞節儉，儒家文化早就給我們作了很多設計，又因為現實執政的需要和保證社會有效運行，等級制度和相應的評價標準成為影響社會的最重要因素，由于每個人的社會價值和榮耀與占有物的多寡有關，結果所有人便進入永無止境的攫取和占有，這就是貪官貪得的財物幾輩子都花不完，仍然不休止貪占，直到面對法律懲治。這里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就是物質和精神的平衡點和平衡方式，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人的欲望就不會有節制，而解決這個問題既需要思想引導，也需要制度強化。比如，開征遺產稅、奢侈品消費稅，相信一定對國人的財富觀乃至價值觀產生重大影響，等等。當然，制度不能僅限于壓抑人的財富欲望，還有很重要的一點福利保障制度必須完善起來，只有讓人產生安全感，才能改變財富積累方式。
敬業與否，反映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和價值取向，同時反映著物質向文化提升。客觀原因和發展階段無法改變，但正確的價值觀引領與文化塑造也不可缺少。那么，該從哪些方面入手，或應當重點做哪些工作呢?當然可以羅列出很多，這里僅作兩個方面的簡要分析。一個是幫助大眾弄清人生的意義，以此改善中國人的精神空間，進而獲得更大的幸福感。2010年世界公布的幸福指數最高的地區是拉美，最高的國家是哥斯達黎加。而敬業員工比例最高的國家為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和美國。結合起來看便弄清幸福源于哪里。當人們真正感受到這一點，必調整自己的價值追求。另一個是以制度遏制官員腐敗和富豪揮霍，實現正確的價值引領。從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大力反腐和遏制奢靡之風以來，已經在影響著社會，無度比闊比奢的不良風氣正在改變。這說明主流社會的引導很重要。西方社會有今天的價值觀，也是社會引導的結果，而當一種價值觀形成后，人人都會遵循。有一個小故事很有啟發意義。有中國人到德國餐館吃飯，點了一桌子飯菜，剩得比吃掉的多，有位在此就餐的老太太建議打包帶走，未得響應，老太太舉報，管理部門開罰單。國人不解：“我自己的錢你管得著嗎?”回答：“錢是你的，但資源是人類的”。更有委內瑞拉無人炒房子的制度規定給人啟發。如果你有兩套房，一套租給別人，承租者無錢時可以拒交房租，你還不能趕其離開，如果強求，前提是賣掉一套房子。再者，當有人發現某一套房子長期無人住，屬于閑置房，可以撬門入住，等等。正是類似制度規定造就了委國人并不富足，但卻心態平靜和滿足。
